在上一讲，我们谈到褚时健是怎么空降到玉溪卷烟厂，又是怎么挥动三板斧站稳脚跟，并领导着卷烟厂踏上变革之路的。玉溪卷烟厂是褚时健一生中绕不开的话题，可谓成也是它，败也是它。接下来，就让我们看看褚时健是怎么成为“烟草大王”，又是怎么黯然落马的。
一、剑走偏锋
我们在上一讲提到，褚时健买来了业内好的设备，但因为原料和辅材不到位，机器总是停摆。尤其是进口盘纸、滤棒等辅材，都是稀缺货，由主管机构统一配给。像玉溪卷烟厂这样的后排企业，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，指望配给，基本不现实。怎么办呢？
那是个充满草莽英雄气质的时代，谁的脑子灵、敢担当、动手快，谁就能赢。褚时健想到了广东商人。我们知道，中国的国门早就是从广东打开的。因为有香港的便利，改革开放的春风也是从那里开始的。
褚时健知道，那里集聚了一大批商业嗅觉敏锐的“倒爷”，他们手里就有自己梦寐以求的进口盘纸、滤棒，但关键在于有没有胆量和他们做生意。因为那属于一个政策边缘地带，往左被视为投机倒把，往右则是自由贸易搞活经济。作为国企掌门人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冒险。
但褚时健决定放手一搏。此时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梅、红塔山两个品牌，在市场上已经小有名气。褚时健和广东商人制定串货协议。他把两个品牌的烟用出厂价串给广东商人，后者则用低于国家调拨价的价格把各种辅料串给卷烟厂，两边相得益彰、皆大欢喜。
褚时健的冒险，有效地解决了烟厂的生产难题，却让自己背了个处分。第二年，玉溪纪委调查此事，认为这是投机倒把行为，给了他一个“党内严重警告”的处分。对此褚时健选择了沉默，没做任何申辩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想想我们赚的钱，这个罪名我扛的值。”
不久之后，褚时健又因为“第一个吃螃蟹”引发危机。他曾推行工时改革，即把原来的三班倒改成两班倒，一班工作时长调整为11小时。这一举措帮卷烟厂提前三个月完成了全年生产任务，却也让很多工人大呼吃不消。很快，告状信就雪片般飞到了云南省委、总工会、妇联，痛斥褚时健损害职工合法利益。这一改革举措被迫暂停。
褚时健没有一蹶不振，他在等待更合适的改革时机。之后不久，他借鉴农村“包干到户”“包产到户”的改革经验，又试点推行“计件工资制”，简单来说就是多劳多得。当真金白银摆在眼前时，整个厂子沸腾了。褚时健又拿出两班倒的改革方案，这次没有一个人抱怨。
即便玉溪卷烟厂蒸蒸日上，但外界还是有很多反对声音，比如有人状告褚时健滥发奖金，用物质刺激工人。但褚时健只是一笑而过，改革怎么可能是四平八稳的，走自己的路，让他人说去吧。
二、全面开花，攀上巅峰
从1983年开始，褚时健就带领着玉溪卷烟厂，开启了品牌化之路。他拦截计委领导的汽车，拍着胸脯签订“军令状”，争取来2300万美金的外汇贷款，终化为一台台先进的高档设备。一时间，玉溪卷烟厂豪气干云，傲视同侪。
接下来褚时健致力于解决大的痛点问题，优质原材料供应难题。一口好锅还要有好食材搭配，好烟草才能造就好烟。整个中国好的烟叶产在云南，但云南烟草种植业存在着三个瓶颈：第一，成熟度不够；第二，肥料结构错误且营养不足；第三，种植密度太大，光照不足。
为此褚时健专程去美国实地考察，像个农村老头那样到田里去看、去摸、去闻，站在田头和当地烟农攀谈，记了一页又一页笔记，逐渐摸到了烟草种植业质量控制的精髓。从美国回来后，褚时健有了建立烟草种植基地的想法。
但卷烟厂的同事们很不理解，卷烟就已经很赚钱了，做种植却是拿钱倒贴。外界也不理解，尤其是烟草公司，认为褚时健的胳膊伸得太长了。人家说得不太客气：“老褚，各人碗里一碗饭，各吃各的，你就把烟生产好就行了，其它的想都别想！”
到了1985年，时机来了。有个烟草种植乡镇领导找上门来，想向卷烟厂借笔10万的款子，解决当地烟草业的开渠灌溉难题。褚时健跟人家商量，可以无偿提供这笔钱，但烟农能否按照卷烟厂的标准种植烟草，并按市场价将烟叶交给卷烟厂。双方终达成了协议。
如此一来，玉溪卷烟厂便有了2400多亩试验田。当初褚时健在美国考察学习到的经验就派上用场了，他邀请农科所的专家出马，为烟农制定了一系列规范。一分耕耘一分收获，当年这些试验田就获得了巨大成功，让整个烟草种植业刮目相看。
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之后褚时健说服了烟草公司与之合作，烟叶种植基地的数量不断攀升，1987年70万亩，之后达到了130万亩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还种出了业内顶级的烟叶。
褚时健把种植基地称为烟厂的“第一车间”，时不时就要下乡查看。这种查看可不是走马观花，而是真地花心思。一次他看到一片烟田长势喜人，立刻让人停车，站在田头琢磨了很久，舍不得离开。之后他每周都去，整整蹲守了一个月，跟踪观察烟叶的成熟过程。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基地的烟叶越来越好。因为烟叶有个三年的自然醇化过程，到1987年之后，收果子的时候到了。当打开玉溪卷烟厂醇化烟叶的仓库门时，国内外专家惊呼道：“太香了！”经过各种严格检测，他们给出了终结论：玉溪卷烟厂的烟叶达到了国际高水平。
好烟叶造就了好香烟，尤其是红塔山品牌，1993年前后在高档烟市场份额高达80%，可谓一骑绝尘。有人充满诗意地评价道，红塔山让中国人抽烟的姿势也优雅了起来。此时玉溪卷烟厂的盈利也达到了高峰。因为利润太高太赚钱了，人们戏称那些卷烟机是超级印钞机，真正的印钞机是100元100元地印，而玉溪卷烟厂的卷烟机则是200元200元地印啊。
三、锒铛入狱，坠入深渊
卷烟厂的辉煌，让整座玉溪小城变得分外热闹，据说当时城里起码有6万流动人口是为了褚时健而来，更准确地说，是为了红塔山香烟的批条而来。当时红塔山的出厂价每条30元左右，批发价为60，零售价则高达80元，一张批条的盈利高达几百上千万，抵得上一车黄金。
当时国家规定，每个烟厂可以留出10%的香烟自主销售，但必须得有预售证和准购证才能放行，称为浮价烟。褚时健利用浮价烟来串换各种原料，但有时也得灵活处理，比如预留一些上级领导特批的香烟。这意味着褚时健的签字很值钱，但这并非好事，因为能拿到预售证和准购证的人非富即贵，谁能得罪得起呢？褚时健只能如履薄冰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平衡。
时间很快来到了1995年，褚时健达到了声望的高峰。这年九月，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相继成立，褚时健担任两家集团公司的董事长。此时的红塔已经成为一个业务多元化的商业帝国，不但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烟草行业产业链，投资触角还涉及能源投资、高速公路投资，乃至金融布局。这一年，褚时健68岁。
但在烈火烹油的表象下，一起起危机正在酝酿之中。早在一个月前，褚时健的女儿因为牵涉投资倒把，被带到河南隔离审查；9月，警方又带走了他的妻子。当年12月，从河南传来噩耗，褚时健的女儿在看守所自杀。褚时健痛哭失声，这是成年后他首次在人前失控。
时间又过去了一年，褚时健的工作一切照旧。只是他变地不爱说话了，走路也慢了很多，那萧索的背影，让集团每个人看了都有些心疼。1996年12月，褚时健说想去云南边境走走，结果边检站的工作人员拦住了他：“褚老板，我们领导想和您坐坐。”他失去了自由。
1998年12月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。褚时健被提起的诉讼罪名有两项：贪污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。贪污罪，是说他截留私分了174万美元的香烟浮价款，但这笔钱并没进入他的个人账户。后一罪名是褚时健主坦白的，他说几个香港朋友看他日子过得很寒酸，愿意送他400万人民币。而这些朋友，和集团并没有业务往来。
在法庭上，辩护律师列出了一串数字：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6年，玉溪红塔董事长1年，领到的工资合计不到80万元。这是一个什么数字呢？赶不上一个影星一次广告的收入，赶不上一个歌星的两次出场费用。而在这17年间，玉溪卷烟厂共实现了利税991亿元。
1999年1月9日，云南高院做出判决，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；判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二十万元，并依法没收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差额部分，即人民币四百零三万元，港币六十二万元。至此，“烟草大王”褚时健的人生大戏，悲凉而沉重地落下帷幕。
褚时健一案也引发了社会上的激烈讨论，即国企领导的待遇与贡献不成比例。很快，一份关于国企领导年薪制的报告递上了国家总理的办公桌。时任国家总理的朱镕基大笔一挥，从此一改国企领导低收入的困窘局面。很多人认为，这样的变革多少与褚时健有关。
讲到这里，这一讲就结束了。我们讲到了褚时健剑走偏锋，带领玉溪卷烟厂不断探索改革发展之道，踏上成功的巅峰，紧接着却因犯下贪污罪和巨额财产不明罪，锒铛入狱。
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褚时健在贷款买第一台设备时，有人说风凉话“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！”可是不试着揽瓷器活儿，我们又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金刚钻呢？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大家留言，我们下一讲见！